香港和内地拥有非常良好互补性

  1997年7月1日凌晨零点，香港主权正式回归祖国，告别了被统治了100多年的殖民地历史。同样是1997年，陈清泉获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和乌克兰工程科学院院士。

  陈清泉是1997年香港地区第一位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学者。当时，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报导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新当选院士的数目，还特别提到陈清泉是香港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在此之后，他很快收到全国各地同胞的贺电和贺信，至今仍使他难忘。而陈清泉作为香港唯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记录从始至终保持了七年。

  回顾过去的10年，让陈清泉感怀最深的，是“10年来祖国内地与香港的交流日益便捷”，让他充满期冀的，也是“内地和香港的融合还要逐步加强”。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就开始招收内地的研究生了。那时候，在香港的内地学生还很少呢。”陈清泉颇为自豪地告诉《科学时报》记者。

  为什么会率先成为“吃螃蟹”的人呢？陈清泉说，这主要是他自身的经历使然。

  1937年，陈清泉出生于一个印尼企业家的家庭，从小即受多国文化熏陶，他的家庭教师为德国人。他从小学习英文、德文和日文。1953年，陈清泉毕业于一所著名的华侨中学“巴城中学”。同年回国就读于北京矿业学院，于1957年以优秀成绩毕业。毕业后留校教书，并于1957年至1959年间被保送到清华大学读研究生。1960年，陈清泉被评选为北京市文教系统先进工作者，之后曾被煤炭工业部借用，从事提升机自动化的技术革新，主持设计及推广用于提升机自动化的低频发电机系列。1976年，陈清泉成为香港电灯公司的研究工程师。此后，他又先后在香港理工学院（香港理工大学的前身）和香港大学工作，还在国外的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过学术研究。

  “我经历过几次政权的更迭，印象最深的就是10年前香港的顺利回归。”陈清泉认为，这主要得归因于祖国的强大。在这10年中，他亲眼见证了香港和内地由隔绝到沟通的全过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如果你在当地讲普通话，就得承受身边人鄙视的目光。当时，内地和香港的学术交流活动非常少。内地学者到香港访问，常常是通过私人关系，而香港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不太欢迎内地的学者参观、访问。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西安交通大学派了一个学术代表团访问香港理工学院后，这种局面才被打破。

  “1997年香港回归时，我才招收了七八名内地研究生。那时，招收内地研究生手续很复杂。学生从申请到批准至少要半年，有时甚至是一年多的时间。因为研究生有奖学金，我如果招收了内地的学生，我就要为他保留这笔经费。但是，要保留一两年的时间，在制度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此，陈清泉颇感无奈。

  随着香港的回归，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现在，内地的学生到香港读书，手续已经大大简化。目前，香港的大部分研究生都是从内地来的，本科生中内地学生的比例也在逐渐扩大。2002年，陈清泉招收的内地学生已达到了十五六个。

  “现在如果内地人在香港买东西，香港人会主动跟他讲普通话。在香港的大学校园里，普通话也已经到处都能听到了。”陈清泉笑着说。

  中国工程院作为我国工程科技界享有最高荣誉的学术机构，有4名香港地区的院士，陈清泉就是这里面之一。他认为，在促进香港和内地工程科学技术合作方面，中国工程院是最佳舞台之一。

  2004年11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在香港管理专业协会年会发表了《领导力与成功》的演讲。同期，由中国工程院、香港工程师学会、香港工程科学院共同主办的工程管理国际研讨会在港召开，工程管理学部院士赴港参会。去年，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农业学部、轻纺与环境工程学部的院士还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进行学术交流。这些过程都有陈清泉的积极参与。

  陈清泉认为，无论是就思维方法还是就经济发展而言，香港和内地都拥有非常良好的互补性。

  “思维的过程包括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和应用。其中，分析是把事物的整体分解成各种属性或部分；综合是把事物的每个部分或各种属性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陈清泉认为，内地大学由于上世纪50年代受苏联大学专业划分过细的影响，内地学生的思维过于专而缺乏宏观视野，而香港由于是国际性大都市，融合中西文化，因此香港学生的视野一般来说比较广。他从内地到香港后，很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思维方法的改变。在香港，他更多地感受到了一种“整体思维”，即“整体大于个体的总和，个体大于整体的分解”。而对于工程而言，就是要“利用科学原理和技术在一定边界条件下进行集成优化和综合优化，有目的地完成设计、构建、运行等项目”。“工程的创造性就体现在看到树木之前，先看到森林”。陈清泉说。

  近年来，香港学习工科的学生慢慢的变少，内地学生成为极好的补充。此外，香港从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引进了很多有名的教授，也需要更加多的学生来发挥他们的价值。作为一个以工商为主的社会，香港当地对科技的需求和消化能力都比较弱种种方面构成了内地对香港的吸引力。

  同时，“对于内地来说，香港也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陈清泉说，香港最大的优势体现在它充分的国际化上，例如用英语教学，香港大学的学位在国际上被认可，对国外的信息有及时的了解等等，这些也会帮助内地的发展。

  “我这一生，1/3的时间是在祖国内地，1/3的时间是在香港，还有1/3的时间是在国外。”已届70高龄的陈清泉现在仍旧在这三地奔波，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起到桥梁和枢纽的作用，推动内地、香港和国外的合作。

  对于“桥梁和枢纽”，陈清泉有自己的独特理解。“桥梁就是要促进东方和西方、北方和南方的相互交流、相互了解，排除文化上的差异，相互信任、优势互补；枢纽就是把学术界、工业界、金融界、政府互相连通，擦出火花，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陈清泉说。

  积累了29年教学科研经验和11年产业经验的陈清泉，被誉为世界电动车三大权威之一。除了“世界电动车协会主席”这一职位外，他还有很多头衔，这中间还包括国际电动车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科技顾问、中国长江动力集团高级科技顾问、美国电机电子工程师学术技术委员会主席、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等等。为了逐步推动内地与香港的联系，陈清泉的足迹已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

  “现在，和我有联系的内地高校东西南北中都有。”陈清泉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例如，北边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南边有华南理工大学，东边有上海交通大学和东南大学，西边有重庆大学，中部还有武汉大学。”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武汉大学，陈清泉有自己的宿舍、办公室，还是几位研究生的导师。在与这些高校合作交流的过程中，陈清泉及时将国际上最前沿的科技信息带到内地，推动这些高校的学术水平在他所熟悉的领域内与国际顶配水平靠拢。

  此外，能够与内地的企业有更多合作，他认为这也是香港回归所带来的一大益处。“在香港回归前，我只在内地的个别企业担任顾问，现在我跟内地包括一汽集团、长安汽车（集团）等很多企业都有深入的合作。”陈清泉说。

  对于香港和内地的未来，陈清泉十分乐观。他认为，香港回归已经使得“一国两制”这棵大树深深扎根，跟着时间的推移，这棵大树还会促进长大，结出更加甜美的果实。他建议，香港应当从幼儿园开始就加强国民教育，增强他们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另外，内地和香港间的通关手续还要进一步减化，以方便两地的来往。

  “为了加强香港对内地的认同感，促进两地更好的交流，香港和内地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陈清泉说。